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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惟善政 政在养民
来源: 中工网      时间:2023-07-10 17:17:07

——政府公共道德治理的历史经验(副题)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政府作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中枢性组织,起到了支撑整个社会结构和保障社会运转、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同样,对于公共道德治理这一公共治理的重要部分,政府实际上也承担了核心职责。无论从政府本身的属性,还是政府行为中蕴含的道德彰显和道德示范,以及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执法呈现的公共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维护,都体现了政府在道德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政府参与公共道德治理实际上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既包括政府自身的道德治理,也包括对社会的道德调控。古代东方社会体系始终是一种道德社会和道德秩序。


(相关资料图)

构建了天命政德民心一体的基本政治道德体系

在东方,自尧舜禹起,就确立了为政以德,教化天下的宗旨。如《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如《尚书·舜典》记载舜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又如《尚书·大禹谟》记载禹帝,“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从另一个角度,《尚书》也树立了德政的反面角色,夏桀与商纣,如《商书·汤誓》中记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周书·泰誓》中记载纣王,“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淫酗肆虐”“秽德彰闻”“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所以周王要“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因此,《尚书》通过正反两方面确立了德政爱民成为中国数千年政治体系的信铭和基石。帝王能够当政,一是天命,二是政德,三是民心。而这三者又是高度统一的,从而形成了有命必有德,有德必有民,无德必失命,无德必失民的政治信条。孔子将其总结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在儒家体系中,德政与仁政亦是等同的。德政是指帝王内修道德,而仁政是在内德的基础上,爱养万民。成为中华政治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秦汉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华的统一,而自汉武独尊儒术之后,则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德治仁政的基础。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上承《尚书》天命君德思想,以儒家德治善政为基础,将儒道法阴阳五行等传统政治观杂糅一起,构建了天命政德民心一体的基本政治道德体系。由于其赋予了帝王天命神授的神圣性而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又将民心等于天命,以天罚来遏制帝王的失德,亦得到了士大夫的拥护,“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形成了德为中的君臣民的政治平衡体系。除了对帝王的道德要求,德治对官员也有很高的道德要求。汉武帝时设立了举孝廉选官制度,孝廉即“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实际上就是让个人道德很高的人来任官任事,教化百姓,这改变了之前专任亲贵子弟的选官制度。当然,这也逐渐形成了后世的门阀。

褒奖有德而惩治失德成为重要的古代政府职能

自唐起,古代中国确立了科举制打破门阀,以才学选官,但依然非常重视官德建设。武则天亲撰《臣轨》,开篇即云,“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肢之载元首”,将官员视为帝王的手足。又提出官员的若干道德行为要求: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其中既包括个人道德,也包括作为臣子的官德和能力要求。此外,唐太宗作《帝范》,玄宗作《令长新戒》,德宗作《刑政箴》《君臣箴》,都属于今日之官德的范畴,有唐一代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官德框架。此后历代对官德极为重视,如宋太宗亲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箴言,明代宣宗亲作《御制官箴》三十五篇,清顺康雍乾等帝皆作官箴而嘱臣下敬天忠君尽事廉正爱民。

除却自身官德建设,中国古代在政府调节社会道德方面更是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历代政府均非常重视道德调节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褒奖有德而惩治失德成为重要的古代政府职能。儒家体系推崇的社会道德主要是忠孝节悌义,如汉代自汉武帝开始的举孝廉就是通过选官任能而褒奖孝道,而从汉宣帝开始的贞旌表制度亦成为历代表彰妇德的正式制度;同时,历代对于臣民守节不二,如苏武持节牧羊十九载、文天祥誓死不降等均以封爵、立祠、入史等各种方式表彰。而对于见义勇为,历代亦通过法律规定豁免法律风险和对其进行鼓励。

总之,中国古代政府对于道德高尚者的激励举措是丰富的,如隋唐代规定“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闾,终身勿事”。当然,对于道德失范者,古代政府的惩罚也是较为严厉的,周朝将不孝之罪列为乡八刑之首,秦代不孝可判处死刑,其后历代不孝均为大罪。此外,臣不节、妇不贞、见义不为等在历代均有法律给予惩治,在有些时期尤其是宋代理学兴起后,还较重,甚至乾隆组织编撰《贰臣传》,将有功于清的降臣入史给予道德鞭挞,显然不仅是整饬官德,也是昭显民德。当然,必须要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道德的内容和奖惩方式显然也会变化,但政府调节社会公共道德的职能和出发点显然是正确的。

【何哲,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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